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搖擺人生進行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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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首永不停歇的旅曲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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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轉錄]從鴻到毛澤東





可是一支無形的筆,仍然不停地在腦子裡划來划去。在下鄉進廠的日子裡,它伴隨我在稻田裡撒糞,在電杆上接線,默默地刻著長文和短詩。
來到英國 




一九七八年九月,二十六歲的我來到英國。毛澤東去世兩年了,中國開始變化。中共自掌權以來第一次用全國統一考試的辦法,選拔留學生。我有幸通過統考,成為四川省九千萬人中大概第一個到英國留學的人。

有這樣不可思議的運氣,可以自由地寫作了--但就在這時,我失去了寫作的興趣。對我來說,寫作不可避免地要回顧往事,要在內心重返中國。而我只想忘掉中國,忘掉那些傷心的日子。我來到的地方好似外星,滿目都是嶄新奇異的東西。我什麼都想看一看,什麼都想試一試,只想活在新世界裡。 




倫敦第一眼吸引我的,是從機場入城後沿街窗台上的盆花與住宅前的花園。記得我到後的第一封家信,幾乎都在描述它們。那時中國人的家中沒有花草。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發話說:「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,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、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」,「花窖要取消,大部分花工要減掉」。房屋裡的花消失了,學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。拔草時我心裡非常難過,但掙扎著掩飾自己的感情,還不斷責備自己的「小資產階級情調」。當時中國的孩子們,都得不停地做這類「思想鬥爭」。雖然在我離開中國時,種花養草已不再是罪過,但苗圃花市還沒有「捲土重來」,一般人的住宅依然灰暗無色,公園也滿目瘡痍。 




到倫敦後,我們住在大使館指定的住處,第一次獲准外出時,我和幾個同行者去了著名的海德公園。在一排排栗樹的華蓋下,在一望無涯的柔軟草坪上,我走啊走,怎麼也走不夠,胸中充滿狂喜。我直想張開雙臂,撲在草地上,緊緊摟住這塊綠土地。 




政治學習 



那時留學生在海外受到嚴格管束,每個星期六有例行的「政治學習」。這類在中國早就讓我煩透了的活動,在倫敦更教我忍受不下去。我斗膽向政治輔導員建議,何不把會搬到倫敦植物園去開?年輕的輔導員想來也嚮往大好景色和清新空氣,他居然冒著被批評的風險同意了。於是,我們這組人身著的清一色 「毛制服」,便與五彩繽紛的花朵們相映成趣。 




「政治學習」僅是無數捆綁我們的繩索之一。其他的管囚犯似的紀律包括不許一人出門,起碼得「二人同行」。事無巨細必須請示彙報,違反紀律會被馬上送回國去,後果不言自明。這些繩索每時每刻都折磨著我。初到英國時,我總在盤算怎樣「破壞紀律」。 




在大陸留學生中,我也許是第一個涉足酒吧的人。那年頭,「酒吧」二字意味著裸女狂舞,燈紅酒綠,是使館明令禁止的去處,也讓我好奇心大發。一天,我偷偷跑出去,直奔街對面一間酒吧。推門進去,什麼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也沒看到,只有幾個老人安靜地坐在那裡。當時心裡頗有點失望。 




我也可能是大陸留學生中第一個獨自出門的。我所在的學院有位職員邀我去格林威治天文臺。「二人同行」的紀律規定,個人受到邀請時必須「帶朋友」。我便問他:可不可以帶個朋友一塊兒去?職員誤解了我的意思,正色答道:「我不會做不規矩的事情。」我很不好意思,但又無法向他說明這是我們的紀律。我們得到的指示是,這條紀律不准公開,只能自己找藉口。我討厭編造藉口,更想一個人自由自在地出去。我於是去請求使館管教育的官員,說:你看,這位英國朋友認為我懷疑他動機不純,我要是不去,會影響中、英友好,影響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聲譽。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話,官員最後鬆了口,只叫我不要張揚。 




心有靈犀 




我猜這位官員也不喜歡製造這些紀律的專制制度。一天晚間,住地樓裡只有我和他時,他對我講了點個人的身世。二十年前,他與深愛的女朋友正要結婚,「反右派運動」來了,女友被打成右派。結婚會毀掉他的前程,女友堅持要分手,極度痛苦的他再三考慮後同意了。後來,無論在外交界如何一帆風順,他忘不了她,原諒不了自己。在講這段往事時,他幾乎是聲淚俱下。 




這位與我相交甚淺的使館官員,敢說心裡話,並不奇怪。那時的人們背負著毛澤東統治留下的創痛,一發現有個「心有靈犀」的人,會像開閘的洪水一樣傾瀉。中國在變,人們的恐懼少了--也使這位官員敢於開先例放我一人出門。 




格林威治之行今天想起仍記憶猶新。這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旅遊:從一個景點到另一個,在子午線上照相,一只腳踏在東半球,一只踏在西半球。但從頭到尾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,緊得頭暈。我的眼角不斷四下掃射,看有沒有華人,一旦發現便迅速從他們衣著上判斷是否來自大陸,如果判斷是,我就趕緊把臉別過去,躲開他們。當時大陸來英國的人寥寥無幾,可我偏偏覺得這個人也是,那個人也像,心不時提到嗓子眼兒,一邊勉強對主人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。我怕有人看見我,告發我,那樣一來我就完了,使館好心的官員也要跟著倒楣。坐在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地中間野餐,吃著異國情調十足的奶酪三明治,是我最害怕的時刻:我釘在那裡,無處可藏。 




可我還是繼續幹官方禁止的事。這並非出於天生喜好冒險刺激,而是實在忍耐不住。大禍沒有臨頭:一九七八年底,中共正式實行改革開放,捆綁我們的繩索越來越鬆。逐漸,我就大膽地「自由行動」了,一個人到處去,結識三教九流的人。我自稱來自南韓。這不僅因為我的行動帶點偷偷摸摸的性質,而且我不想顯得太新奇。那時中國大陸多年與世隔絕,西方人好容易見到個「火星人」準抓住問個不休,都是我不願談的事。我想融入倫敦,過一過倫敦平常人的日子。 




有階級無歧視 




在倫敦人中混,我的強烈印象是在英國人人平等,沒有階級之分。在西方,英國以階級的存在著稱,後來我談起這一最初印象,總令聽眾捧腹。西方人有所不知的是,我是在跟毛的中國比。那裡每人都有一個固定的階級出身,對一生起著關鍵性作用。必填的各種表格上,在「出生年月」、「性別」之後,就是「家庭出身」一欄了。它決定你能上什麼學校,能做什麼工作,能過什麼樣的日子。我本人有幸出身「革命幹部」,屬於特權階層。我親眼看到,「出身不好」的人們,一輩子被打入另冊。由於出身如此重要,我們這代人初次見面習慣問對方出身是什麼,父母是幹什麼的。而在倫敦,我周圍的人們對他人的背景好像都毫不在意。 




以後在英國住長了,我明白出身在這裡也不是微不足道。可是新來乍到的我,感悟到了英國的特點。英國儘管有階級,但不管哪個階級的人都享有尊嚴,下層的人不會受歧視虐待,老百姓不會有冤無處申。法律給所有人以同樣的保護,公平、正義是英國社會最引以自傲的基本理念。在這一理念下,社會日趨平等。這是中國人在毛時代──乃至今天──無法享受的。 




我就是這樣既帶感情,又理智清醒地愛上了英國。第一年在拚命開眼界的旋風中度過。從毛的慘淡世界中走出來,對最不起眼的東西也感到離奇。頭一回進電影院,暗暗燈影下深紅的座椅帷幕,雕琢鍍金的裝飾,讓我覺得好像進了「阿拉丁魔窟」,到處是寶藏與神祕。事無巨細,我都愛刨根問底,有的問題教朋友忍俊不禁地瞪大眼睛。在詢問與體驗中我學習英國,學習這裡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他們的文化。 




在這個過程中,我祕密地交上了外國男朋友。這在當時是最嚴格的禁區。在中國時我曾聽到警告:誰有外國男朋友,誰就會被用麻藥麻醉後裝在麻袋裡,運回中國去。我對此深信不疑。一走到離大使館不遠的街道,我的兩腿就發軟,要是坐在汽車裡,頭就縮到車窗下不見了。我想出個法子:化妝,用濃濃的猩紅紫黑的唇膏,大綠大金的眼簾膏,讓自己面目全非,大使館的人認不出來。我使用化妝品,就是這樣開的頭。現在想來,大使館並沒有對我們實行那樣徹底的監視,但是來自毛的中國,恐懼是我的習慣。



毛澤東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,使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飽受難以想像的苦難。他應與希特勒、史達林相提並論,然而,那兩位歐洲暴君早就是公眾譴責的對象,毛死去近三十年,卻還保持著「偉大領袖」的光環。真實的毛依然雲遮霧障,世人知之甚少。撥開環繞他的重重迷霧,是我和喬的心願。



■解開思路 




英國古城約克是我一直嚮往的地方,那裡有著名的大教堂、老城牆(據說有點像中國的長城)和「紅白玫瑰戰爭」遺跡。約克大學在我來英國第二年提出給我獎學金,讓我攻讀博士學位。那時候,外國大學發獎學金都得通過中國政府,個人無權領取。幸虧有了改革開放,再加使館那位好心官員相助,我又一次破了規矩,個人接受了獎學金。三年後的一九八二年,我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,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在英國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的人。
說來慚愧,在約克學到的語言學理論我差不多快忘光了。但我將永遠記住我的導師樂培基(Bob Le Page)教授。他是英國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典型「紳士」,富於公正意識,信奉個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。他輕鬆的幽默感和不形於色的力量感,就像英國本身一樣,一點點撫平我長年形成的緊張焦慮,與時時襲來的無由恐慌,隨時提醒著我,在這塊講求正義的國土上,不用害怕。 




一天在導師面前,我無拘無束地報告博士論文大綱。我談到對各種語言學理論的見解,說我同意這種見解,不同意那種,等等。他靜靜地聽我說完,然後說:「好,把博士論文交給我吧。」我迷惑地說:「您知道我還沒動筆呀!」他說:「可你的結論都有了。」 




這一句短短的話,解開了極權制度系在我思路上的一個死結。我從前受的教育不是先蒐集事實,再研究,再做結論,而是先有決定(黨的決議等等),再來照章思想。不合意的事實被通通掩去,要麼篡改,要麼指鹿為馬,把黑的說成白的。那天見完導師後,我沿著校園湖畔的長廊走回寢室,久久地回味他的話。我的寢室在湖的一角,窗戶下是眾多水禽的家。它們每天清晨以歌聲喚醒我,此時正在天空翱翔,似乎代我抒發瞬間開竅的歡樂。這是我真正地解放思想,開始具備不帶偏見的思維方式的一刻。 




就是在約克的某個晚上,我萌發了寫書的念頭。一位剛訪華歸來的教授放幻燈片演講旅程,請我去參加。幻燈片上一所學校的孩子們在顯然冰凍三尺的教室聽課,沒有暖氣,窗上的玻璃七零八碎。教授說他問學校校長:「孩子們難道不冷嗎?」回答是:「他們不感覺冷。」 




講座後有個招待會,我正好站在一位女士身旁。可能是為了找個話題說說話,她對我說:「你一定覺得這裡熱得要命。」這句絕無惡意的話猛然讓我心裡翻騰,眼淚忍不住要流下來。我匆匆離開房間。這句話刺傷了我,因為它讓我聯想起西方不少人怎樣看待中國人。從前人們說中國人命賤。新的觀察家們呢,訪問文革中的中國後,紛紛讚賞中國人真是了不起,歡迎「批評與自我批評」,欣然在嚴酷的體力勞動中接受改造,對成年累月的夫妻兩地分居無所謂,對挨打挨鬥也毫無怨言。對西方人,這一切都不堪忍受。中國人和他們就是不一樣。 




■寫書的衝動 




對這些觀察已憋了許久的憤怒,此時化做到英國後的第一場淚水。我想起中國,想起我的家,我的朋友,我認識的男女老幼。我想告訴世界我們的真情實況。寫書的衝動湧了出來。 




可是,書寫不出來。心理上無形的障礙,阻止我把回憶的大門敞開。文革中母親挨鬥遊街、跪玻璃渣,父親被迫害致死,姥姥也悲慘地故去。這一切都不堪回首。筆下幾行缺乏細節的字,我自己也覺得膚淺蒼白。 




一九八八年,母親來倫敦看我。這是她第一次出國,我想讓她玩得痛快。但過了不久,我發現她興致並不高,倒像有心事。一天,她乾脆謝絕去逛商店,說有話要對我說。 




那天她坐在飯桌旁,深黑的桌面上一把早春的黃水仙在怒放。手捧沏著茉莉花茶的杯子,母親生平第一次告訴我她和姥姥的身世。我姥姥十五歲時嫁給一個軍閥做妾,也是在這個年齡,母親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。在戰爭與革命、外國入侵和極權專制下,她們的生活動蕩坎坷,充滿悲歡離合。母親特別想講給我聽的,是和父親的愛情生活。出門旅遊,她走一路,講一路,從蘇格蘭小島,到瑞士的大山,在飛機上,汽車裡,遊艇中。我出去工作時(我當時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),她待在家裡對著錄音機講。母親有說不完的話。到她數月後離開英國時,她留下六十個小時的錄音帶。 




我看得出母親多麼急切地想要女兒了解她。我也感到,她希望我寫作。就好像她知道我從小懷著個不言的夢,在鼓勵我去實現它。她沒有對我提要求──我母親從來不提要求。她用她的故事為我創造條件,教我面對過去。雖然她大半生在磨難中度過,母親沒有渲染淒慘,她的堅強與智慧讓她的故事最終使人振奮。 




母親就這樣促我拿起了筆,寫下了《鴻: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》:我姥姥、母親和我在二十世紀經歷的風風雨雨。寫這本書花了不到兩年。其中雖有痛苦和不眠之夜,但心理障礙已被母親掃去,我能一鼓作氣,一氣呵成。 




■找到了愛情 




我之所以能夠從容地回視噩夢,還在於我那時找到了愛情,內心充實安寧。我的白馬王子叫喬.哈利戴(Jon Halliday)。他是完美的騎士,只是不戴盔甲。他似乎不需要盔甲,憑著藏在書生氣質下的堅毅能力,就能所向披靡。有他在身旁,我實在是很幸運。 




《鴻》能飛起來,沒有喬不行。《鴻》是用英文寫的,而我在二十一歲時才開始學英文,學習環境是完全封閉的文革,教師大部分沒見過外國人。到英國前,跟我交談過的外國人僅限於海港湛江的幾批海員,我和同學們曾被送去那裡兩星期練習英文。到英國時,我雖然能看不少書──最早看的書之一是奧威爾的《一九八四年》,看時驚嘆書裡描述的簡直就是毛的中國──但是很多常識我都不懂。比如我在大學學的英文問候語是:「Where are you going?」,「Have you eaten?」。這是中國人見面互相問「上哪兒去?」、「吃飯了嗎?」的英文直譯。剛到英國時這樣跟人打招呼,朋友們都覺得有趣之極。 




用英文寫作,優美地寫作,靠的是喬的幫助。他本人是歷史學家,寫過不少書。寫《鴻》時,他提的問題,總令我深思;他提的建議,我一一採納。他是我英文寫作的老師。 




就這樣,兩個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,母親和丈夫,成了《鴻》的兩根支柱。在書快要出版、我正擔心讀者反映時,母親的信來了。信上說不管人們愛不愛看這本書,我都千萬不要在意,寫書讓我更了解她了,她心滿意足。這是典型的我的母親:她並非真不在意,只是不要給孩子施加壓力。我為母親的苦心深深感動。 




在母親的呵護下,我把《鴻》放了出去,不去擔憂它的遭遇。當然,我也不是沒有信心。喬說:「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。」 我信賴他的判斷力。 




■理解和尊敬 




結果,《鴻》真的成功了。千千萬萬的讀者從世界各地寫來激情洋溢的信,不少人還到成都去看望母親,從衣冠楚楚的外交官,到肩背背包的留學生,從生意人到旅遊者。愛爾蘭、英國、荷蘭、匈牙利、泰國、巴西……她受邀造訪了一連串國家。在日本,櫻花樹下身著和服的婦女向她鞠躬致意;一間餐廳裡的侍者用銀盤托來一方精緻的手絹,是鄰座進餐的夫婦請她簽名。飛機場上不乏仰慕者替她拿行李。我母親不僅得到了女兒更深切的愛,還得到了全球千百萬人的理解和尊敬。 




唯一美中不足的是,《鴻》在中國大陸是禁書。這本書寫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,但它反映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。在中國,寫歷史得按官方定下的調子。《鴻》沒有,也不可能,按這個調子跳舞。尤其是,《鴻》記載了毛澤東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。而今天,毛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門城樓上,毛的遺體仍然停放在天安門廣場中心,中共現領導自稱是毛的繼承者,竭力維持毛的神話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《鴻》自然不能在大陸出版。媒體受命封鎖《鴻》的消息,也不足為奇。若干年中曾不斷有大陸記者採訪我,說他們有辦法發表,但最後誰也沒辦法,文章都被編輯「槍斃」掉。當然,嚴禁也激起人們的好奇心,好幾個人告訴我,這是他們設法找書來看的起因。 




今日的中國,人民的生活比過去好了很多,但自由的程度遠不如共產黨掌權之前。在一九九四年對《鴻》的禁令發下以前,大陸的「友誼出版公司」曾準備出版大陸中文版。「友誼」要求作一些刪節,主要是提到毛澤東的地方。因為這些地方畢竟很少,而且在我的堅持下,凡刪掉的地方,書中一一註明「此處刪去xx行」,我同意了。這種做法,在中共上台以前,出版界常用,可是現今的政府不允許。後來大陸出了盜版,但盜版也做了刪節。 




據我所知,大陸有一個沒有刪節的繁體字盜版,可能盜的是台灣或香港版。在香港,大陸被禁的書能夠出版,一些幸運的《鴻》由此得以飛入大陸。我自己帶過書回去,但郵寄的中文版從來不曾寄到。 




海外電影界對把《鴻》搬上銀幕做了一次次努力,一位我敬重的大陸導演有心執導。但是當局的答覆是:不准拍,就是在海外攝製,在海外放映,也不行。 




儘管當局竭力鉗制,《鴻》在大陸仍有些名氣。腦瓜靈活的人有乘機撈點外快的。在我長大的成都市,二○○○年五月六日的報紙報道:一位講一口流利的英語,並略懂德、日、法語的男士,經常出入外國遊客居住、遊覽之地,與「老外」攀談,自稱與《鴻》的作者是要好朋友,然後帶「老外」去吃飯,由餐館敲「老外」的竹槓,他從中漁利。 




《鴻》帶給我的也有欣慰。我和喬有次在北京一家小餐館吃飯,飯後喬正要付帳,店主告訴喬:帳已被一位年輕的本地顧客付了,那人說,他從「你夫人的書」裡,了解了他的祖國的昨天。 




■撥開毛澤東的迷霧 




通過寫《鴻》,中國重新回到我的心中。我不再想忘掉那生我的國土,時間長了不回去,會心神不寧。這塊土地,那樣古老,又那樣年輕,那樣傷痕累累,而又那樣毫不頹唐。但中國不是讓我放鬆的家。在那裡,我避免不了萬千思緒,心情老在興奮激動與氣憤絕望兩個極端中牽扯波盪,旅行後,總是精疲力盡地回到倫敦。 




寫《鴻》之後回中國,為的也是蒐集資料,和喬一道寫一部毛澤東傳記。毛澤東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,使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飽受難以想像的苦難。他應與希特勒、史達林相提並論,然而,那兩位歐洲暴君早就是公眾譴責的對象,毛死去近三十年,卻還保持著「偉大領袖」的光環。真實的毛依然雲遮霧障,世人知之甚少。撥開環繞他的重重迷霧,是我和喬的心願。 




可以想像,我們的研究在大陸遇上了一道又一道難關。但障礙不是不可逾越,大多數反倒增添樂趣,弄得我們像一對「偵探」。有一年毛身邊的一些人受到警告,叫他們不要與我們合作。但這警告似乎沒有像對出版社、媒體的禁令那麼嚴峻,所以,儘管有人謝絕採訪,多數人還是開了口。長年鬱積,人們有滿肚子的話要講。中國人也有為歷史留下見證的傳統責任感。「警告」本身不無小補,它等於宣告:這部傳記一不循官方口徑,二將是本重要著作。歸根結柢,《鴻》幫了大忙。許多受訪人是在看過,或者聽說過《鴻》之後接受採訪的。他們明白這是本實事求是的書,相信毛傳也會忠於事實。 




《鴻》還是通向國際政要與塵封檔案的鑰匙,握著它,我和喬走遍世界搜尋資料。我們採訪了數百位同毛澤東有關的人士,查閱了各國檔案史料。通曉多種語言的喬,在俄羅斯檔案館內,在如山舊紙中挖掘出大量寶貝。我們具備的優越條件,使我們感到義不容辭,必須把毛澤東的真相揭示出來。在過去十年中,我們投入了能投入的每一分鐘,竭盡了能竭盡的每一滴心血。十年的工作,是十年辛苦──也是十年莫大的樂趣。 




除了奔波,我們就是在倫敦家中寫作。坐在書桌前,我能聽見喬在樓下的書房門偶爾打開,大概是他去廚房泡茶。聽到這聲音,一陣快意總湧上心頭:午餐時間快到了吧?那是他和我交換新發現的時候。書桌右前方,寬大的落地玻璃窗外,隔街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樹,茂盛的枝葉間透著窗外天。天空最美是半雨半晴時分,帶水的陽光無比柔和。樹下有柱黑漆街燈,在表現倫敦的電影外景中常能見到。街的終點,倫敦特有的雙層紅色巴士,一搖一擺地駛過。行人在傘下走著。這是倫敦最平常的景象,可是我百看不厭──正如我永遠不會厭倦桌前一坐一天的作家生活。為伊消得人憔悴,就是快樂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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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初是因為這本《毛澤東:鮮為人知的故事》  才注意到這個作者的 第一本書 《鴻: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》, 沒想到 我反而看完了 《鴻: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》卻沒看完 《毛澤東:鮮為人知的故事》



《毛澤東:鮮為人知的故事》 要心臟夠強  才能看完, 因為會越看越怒!    就像在看那種灑狗血的連續劇, 壞人都在前面的片段 耀武揚威  , 不同的是     這是真正的歷史, 而且 你也知道他會一直勝利到結局     惡人沒有惡報    所以我看不下去    越看心情越不好        


後來在離開英國之前  我就把書出清了...
或許有一天我的心臟變強的時候  我會再次購買此書來閱讀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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